求马克思主义真经 悟社会主义正道 ——评《读摩尔——马克思思想当代性论域》
作者：何建津，来源：《福建日报》理论周刊2021年7月27日
《读摩尔——马克思思想当代性论域》（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本研究马克思思想当代性问题的学术著作。这本著作不仅仅是对作者潘叔明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回顾总结，“为自己读马克思的书留个纪念”，更是他对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从理论源头上所做的思考。正如作者在此书《后记》中所说“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在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国道路问题”，能够支持这种探索的，只有为了真理而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摩尔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本文集展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理论工作者数十年来求马克思主义真经、悟社会主义正道的心路历程。我们相信，这本书的理论贡献、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一定是绵长久远的。因为时至今日，以至未来数十年，中国道路问题仍然是事关国运从而需要我们始终在理论上保持清醒、在行动上有高度自觉的大根大本问题。
用“当代性”这个概念规定马克思思想属性，我想是作者经过一番精心考究后作出的选择。因为当代性概念所具有的内涵比时下流行的现代性概念能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思想的独特性质。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思想当代性意义至少包含了两方面：首先指这一思想在纪年意义上的“当下”“当今”“当前”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其次指这一思想对历史逻辑顺序意义上的一个特定“时代”——资本主导的“现代”所具有的批判价值。
就当代性的第一种意义而言，处于同一“纪年时间”中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由于发展程度的差别而事实上身处不同的“历史时间”之中；于是，作为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马克思思想，究竟能否成为落后国家和民族的行动指南，在一些人那里成为问题。就当代性的第二种意义而言，一方面由于马克思思想继承者面对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化时常表现出某种失语或不在场，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深陷困境，同时西方国家挟“冷战”胜利之气势而反复宣告“历史终结”“社会主义失败”“马克思主义过时”，于是马克思思想作为一种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意义和价值，遭遇彻底否定。《读摩尔——马克思思想当代性论域》一书，虽然没有明确区分马克思思想的这两种当代性意义，但事实上，全书从道路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双向互动中彰显了马克思思想的上述双重当代性意义。
该书作者学术生命的盛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在中国是否具有上述双重当代性意义应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中国化并指导革命获得胜利使中国站起来了之后，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通过进一步中国化和时代化而使中国发展起来；第二，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中国化并使中国发展起来以后，能否通过继续中国化和时代化为解决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供指导。
过去这些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主要着力从如何让中国发展起来这个方面揭示马克思思想在中国的当代性意义。但与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致力于从青年马克思著作阐发马克思思想的这种当代性意义不同，该书作者着力从马克思晚年探索发掘其思想的这种意义。这在上世纪80年代思想理论界不仅是先知先觉，而且独具慧眼。因为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探索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而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就将其当作一个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确有先见之明。至于说作者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独具慧眼，那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思考马克思思想是否具有让中国发展起来的当代性意义时，大多把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如《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系列政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些著作的思想观点对于帮助当时的中国人以“个体”“主体”“自由”等名义摆脱僵化、教条思想的束缚，的确发挥了解放思想、启蒙人性的作用。但如果我们止步于复杂多变的青年马克思思想，一定会与那个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之路上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完善、真正的马克思失之交臂，一定会与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学者追求真理的精神失之交臂。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创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对自己青年时代基本理论主张的一次否定，那么，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东方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和探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对自己盛年时期仅仅立足于西欧历史而阐述、运用的唯物史观的深化、修正和发展。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青年马克思，我们有可能与那个因为发现唯物史观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在基本理论立场、观点、方法上大相径庭；甚至，如果我们停留在《资本论》水平的唯物史观，也有可能与更具普遍解释力和真理性的马克思思想失之交臂。可见，研究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纯粹学术问题，而是事关我们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而直接关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如何开辟适合本国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的重大现实问题。
《读摩尔》一书表明作者当年对此有敏锐的学术自觉、深入的理论思考。这体现在：
第一,他立足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精心研读，而把马克思晚年探索概括为“对不断革命论的反思”“对东方社会历史过程的探索”“对农村公社经济形态的改造的探索”“对社会主义生产力根据的探索”等四个方面。这些研究、概括和提炼，既涉及马克思立足东方社会和史前社会新材料对唯物史观本身的修正、深化、发展，又涉及探索唯物史观在非西方国家的运用，还涉及唯物史观对未来社会新生产力的性质的探讨，为人们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深化和拓展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开启了新视野。
第二，他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揭示了马克思晚年探索与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充分彰显了马克思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和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当代性意义。作者认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旨趣在于“探索东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发展可能性”，即面对资本现代性的全球扩展，落后于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如何才能走出一条充分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这其实是如何辩证对待资本主义的实践哲学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事实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发展可能性的探索”。
第三，他从“发展起来以后”的角度前瞻性地预示了马克思思想对中国社会的第二种当代性意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该书作者学术生命的盛年，主要致力于揭示马克思思想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如何发展起来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理论工作者的敏锐和良知，又让他前瞻性地预见到了马克思思想对解决中国发展后问题的意义。如他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对解放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后，通过强调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指出“当前学者们忧虑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保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如何保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的‘人类学’的质的规定性，把个体为人类的发展所做出的牺牲降到最低程度，推动人的全面的发展。而这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性课题”。作者这番话当中两个“如何保持”的“忧虑”，事实上表明，在历史性地解决了如何让中国发展起来的问题后，我们现在还需要从解决中国发展后问题的角度发掘和彰显马克思思想作为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当代性意义。
总之，这部文集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道路提供了诸多启示。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