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化在东亚焕发出生机活力

朱子文化在东亚焕发出生机活力

宋建晓

朱子学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文化瑰宝，是东亚文明的重要表征，深刻彰显着东亚地区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精神高度，在文化传承与文明构建历程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显著地位。朱子学自南宋时期传入日韩两国，16世纪左右成为东亚文化圈主流文化。如今，朱子文化与儒家思想仍对两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和民众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展示了朱子文化悠久的生命力。

朱子文化传承发展注重连续性

日韩两国目古以米儒学根基深厚，奠定了朱子学传入的文化基础。朱子学在日韩两国的传承发展，一直没有中断，实现了从圣贤推动到制度改变、从制度改变到思想认同、从思想认同到实践统一的在地化发展。

朱子学于13世纪初通过日本来华僧人传入日本，具有“儒佛一体”的特征。14世纪，朱子学逐渐深入日本宫廷，影响了公卿大夫等社会上层，打破禅僧独占儒学的局面。到了德川幕府时代，历代将军及诸侯皆推崇朱子学，朱子学摆脱佛学的束缚成为官学，走向独立发展的全盛时期。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亲自讲授《周易》等长达八年，建立文庙汤岛圣堂，设昌平坂学问所(儒学教育最高学府)、藩校(地方官立学校)、寺子屋(私塾)，致力于普及朱子学，开创了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先河。当时朱子学风靡全日本，朱子文化渗透到日本各个阶层。京师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海南朱子学派、大阪朱子学派、水户派等学派争鸣，形成富有本土色彩、多样化的日本朱子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融合西学改造朱子学，为朱子学创新发展开拓了道路。虽然思想启蒙家们主张自由、平等，反对朱子学的等级观念，但他们往往借用朱子学的概念介绍西学，因此在日本全面西化的背景下，朱子学仍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着影响。

朱子学于13世纪30年代通过移民传入高丽。13世纪未朱子学受到与高丽权贵、佛教势力相对抗的新兴士大夫的推崇，开始被高丽王朝统治者所接受。随着以新兴士大夫为主体的朝鲜王朝建立，朱子学取代佛教，上升为朝鲜李朝的建国理念，成为官方治国取士、整顿社会秩序、制定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16世纪，朱子学在朝鲜落地生根，《小学》和《大学》成为王公贵族乃至一般百姓的学习教材。同时，以李退溪和李栗谷为主，形成了性理学主理与主气两个学术流派，实现了“本土化”的思想转向和理论阐发，从此支配朝鲜政治、教育、学术、社会价值观。甲午战争后，朱子学走向衰弱，但仍是朝鲜人民的精神支柱。19世纪末；朝鲜开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努力改造朱子学，他们通过组学会、出版刊物等，对民众进行国史、国语、国文、国学的民族教育，实现朱子学的近代化。

朱子文化弘扬推广注重实用性

朱子学曾作为日韩两国官方的统治思想，并逐渐演化成适应不同阶层的学说。朱子思想及文化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宗教、经济、教育等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呈现不同的作用。

朱子学初传日本时，主要传播者为禅僧，他们偏重禅学与朱子学的联系及其哲学认识论的传播。而后的公卿贵族阶层则强调朱子学中的伦理纲常、经世治国思想。南北朝时期，朱子学的“正统论”“大义名分论”被用以阐扬皇室正统，推动了反幕斗争。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的人伦道德被用以加强武士道精神，幕府将“忠孝、武勇、信义、名誉、礼仪、质朴、廉洁”作为武土必须恪守的信条。大阪朱子学派从大阪商业发展都市特点出发，以商人立场宣传朱子学，强调商人采用正当经营办法所得之“利”即为“义”，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及明治维新奠定了思想基础。19世纪末，尊王攘夷论推动了明治维新运动。明治时代，“孝忠”“仁义”被用来指导国民道德教育，尊王论发挥了巩固天皇制统一国家的作用。朱子学的“经世致用”和“格物穷理”理念，被视为探索自然规律和科学原理的精神基础，它们为吸收和融合西方科学技术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思想资源。如今，日本企业将组织管理、商业实践与儒家精神相结合，以“士魂之义”追求“商才之利”，并形成家训代代相传。

朱子学初传韩国时，朱熹的教育思想被用于整顿教育机构、振兴儒学，而后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士林学者以“义理”“至治主义”强调忠义事君、清廉治民，反对土地兼并.官僚贵族化。李朝英祖时期，《朱子大全》被改编为经筵的主要教材，推向朝堂和民间，主导国家生活和社会风气。李朝转折时期，实学家们以“经世致用”“格物穷理”变革社会、救国救民。19世纪初，在内外交困的危难形势下，朝鲜以“斥邪卫正论”“内修论”主张以儒学的自我意识积极抵抗外来侵略。19世纪末，韩国以朱子学“经世亦只是随时”的变革思想，努力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知识，建设近代化的新国家。《小学》与《大学》即使在今天仍被广泛应用于学校教育和民众生活中，成为韩国文化中厚重的文化基因。《家礼的具体化则体现在工夫论上，现代民众在生活中仍讲求“礼”、讲究辈分关系，日用而不觉。

朱子文化阵地建设注重系统性

日韩两国因地制宜，高度重视文化阵地建设，文化阵地强，文化活动亮，在实用性和长效性上着力，不断强化朱子文化阵地建设，充分发挥其“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将之纳入国民教育与在地人的文化视野中。

日本的现代国民教育仍将儒学的人伦道德理念一“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日本高中日本史、伦理等课程皆有讲授朱子学的部分，是高考的一大考点。日本有许多大学的中国哲学系、中国思想史等皆传授朱子思想。部分大学定期举办朱子读书会、讲座，如东京大学的中日韩在线朱子学读书会、明治大学的自由学校朱子学讲座等。此外，财团法人如公益财团法人斯文会、有斐斋弘道馆、文京学校，一般财团法人咸生书院、怀德堂、日本学协会：SOMPO环境财团等定期举办面向企业、学生.市民团体的讲座。市民中心、教育机构、网络媒体等亦举办面向一般民众的通识讲座，如静冈市市民讲座“朱子语类”福冈县县民文化讲座“朱子学与阳明学”。

韩国许多大学的哲学系、汉文学系和伦理学系都传授朱子思想。首尔、釜山、木浦等地多所大学均设有中文系，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其重点之一为朱子学。韩国还保存有300多所乡校，乡校里有“讲经”的明伦堂，负责公民的道德培养，贯彻儒家式的教育。荣州绍修书院、安东陶山书院及和顺郡的朱子庙，定期举办学术讲座、文化活动，推动朱子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此外，韩国政府亦在文化阵地建设中不断创新传播形式和内容。如，和顺郡政府主办的“朱子大学堂”，面向居民传授儒家思想；金堤市主办的“学圣讲堂”，读汉文经典，集体学习、集体背诵。

朱子文化学术研究注重创新性

日韩高水平、多元化、开放性、协作式的学术研究，有效地促进了学术创进而推动朱子文化繁荣发展。日韩两国以搭建科研大平台为抓手，以有组织的科研范式推动学术研究创新，不断向科研广度和深度进军。

日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陆续成立东洋史研究会、东方学会、日本中国学会、中国哲学研究会、日本儒教学会等众多学会。各学会基本由某一高校牵头，吸引中日韩等各国相关领域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日本的研究学者将自身定位在“国际朱子学”的脉络之内，密切关注同领域的研究动态，对相关学术资讯的把握及时而准确，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促进学术交流与创新。20世纪70年代，东京学界召集80余位国内外学者共同执笔，推出全十四册丛书《朱子学大系》。京都学界亦组织了前后为期6年的共同研究班，获得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此外，日本学界还与中文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朱子语类大全>等“中日合壁”刻本。

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东洋哲学研究会、韩国哲学思想研究会、韩国朱子学会等众多朱子学研究机构。韩国朱子学者借助朱子学会以及高校研究机构进行团队协作研究。这些学会和机构有着悠久的研究传统、长期的研究计划与充足的经费支持，研究人员呈现群体性、专业性、多领域的研究特色。研究人员常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与社会文化生活结合起来，使朱子文化融入民众生活，激活朱子文化的时代魅力。此外，韩国国学振兴院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发挥了文献整理、文化遗产的登记和保管等文化博物馆的功能。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应充分发挥朱子文化发源地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深化朱子文化品牌建设，深入挖掘朱子文化的核心价值，推动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确立福建在世界朱子文化传承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以朱子文化为纽带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文章原载于《海峡通讯》（2015年第01期），引用请参照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