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门人在朱子学官学化进程中的贡献 ——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作者简介】周元侠，福建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朱子学研究。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普及出版资助项目（FJ2022JHKP004)。
原刊于《朱子学研究》编委会编：《朱子学研究》第40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
朱子学官学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著作的发表，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由此确立 【1】。永乐皇帝推行三部《大全》的目标是“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因此《四书五经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必备书目，《性理大全》中《家礼》则为民间礼仪的统一提供了标准。其实《家礼》的推广在洪武年间已经开始，洪武三年（1370）修成的《大明集礼》规定，品官和士庶阶层冠婚丧祭礼参照朱子《家礼》。但是《大明集礼》作为官方礼典，长期庋藏于内阁，嘉靖九年（1530）才刊布天下【2】。因此，《性理大全》本《家礼》成为读书人了解、实践并推广朱子《家礼》的重要途径，以至于朝鲜、日本的《家礼》注释书都是以《性理大全》本《家礼》为底本【3】。值得注意的是，《家礼》一书与朱子的其他著述不同，《家礼》只是朱子初稿，没来得及修改定稿就遭窃，直到朱子死后才重现于世。在《家礼》文本的整理、传播以及成为官方认可礼仪的过程中，朱门弟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家礼》研究者在探讨《家礼》文本的真伪、《家礼》版本的流传等问题时，都涉及个别朱门弟子的成就，但尚缺乏对朱子门人群体整理《家礼》文本的总体研究。本文将从三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家礼》的早期刊刻者；二是《家礼》文本的整理和修订者；三是《家礼》的最早注释者。
一、《家礼》的最早刊刻者——廖德明、赵师恕等
根据吾妻重二对《性理大全》之前的《家礼》版本的梳理成果，宋代的《家礼》刻本依次有嘉定四年（1211）的五羊本、嘉定九年（1216）的余杭本、嘉定十年（1217）的严州本，这些版本虽已亡佚，但它们的序跋被保存在相关整理者的《文集》中，《家礼》的主要内容被收入元代黄瑞节的《朱子成书》中，《朱子成书》则是明初《性理大全》的底本【4】。毋庸置疑，这些版本的刊刻者和整理者主要是朱子的亲炙弟子。
第一位刊刻《家礼》的是廖德明，字子晦，南剑州顺昌人。他“少学释氏，及得杨龟山书，读之大悟，遂授业文公之门” 【5】，曾先后在莆田、潮州、浔州、广西、江西、广东做官。做官期间，不忘师教，为政清廉。“先生初除浔州教授，为学者讲明心学之要。在南粤立师悟堂，刻朱子《家礼》及程氏诸书。公余，延僚属及诸生亲为讲说，远近化之。” 【6】廖德明在广东传授朱子学说功不可没，据嘉靖十四年（1535）《广东通志初稿》载：“潮州……先之以韩愈，而孔氏之道以宗；继之以廖德明，而朱子之学有传。” 【7】朱子评价廖德明“精敏”且“学有根据，为政能举先王已坠之典” 【8】。《朱子语类》中廖德明录癸巳（1173）以后所闻三百余条，内容不限于《易》《诗》《礼》等经书，《语类》第一百一十三卷训德明二十条，多谈修养读书与礼法。《文集》第四十五卷有答廖子晦十八书，论敬，动静，《太极》，《易传》，仁义，葬礼，为官，品律等【9】。廖德明是一位重视礼治教化的地方官，故《家礼》重现于世，他第一个刊刻也在情理之中。
五羊本还关系到另一位地方官，即陈光祖，也即《代陈宪跋〈家礼〉》中的“陈宪”，时任广东路提点刑狱。据《道南源委》载：“陈光祖，字世德，仙游人，父吉老通《春秋》三传……尝师事陈北溪，又受《书》《易》于九峰兄弟，丧祭一遵朱子《家礼》。” 【10】陈光祖是陈淳和蔡沈、蔡渊的弟子，也是朱子弟子，据陈淳《奠陈宪》云，二人“有同窗之契”。陈淳与陈光祖交往甚密，他在嘉定十年（1217）为陈光祖作《韶州州学师道堂记》，曰：“取《通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之说，特以表先生宗师后学之意。”“师道堂”与廖德明的“师悟堂”立意相近，都强调了尊师的意义，文末陈淳曰：“陈侯名光祖，字世德，德行政事皆不凡。子沂，从予讲濂洛之传，为志甚厉云。” 【11】陈光祖的儿子叫陈沂，是陈淳的高弟，《北溪先生全集》中陈淳通信最多的莫过于陈沂，其中有一篇二人讨论治丧礼，陈淳回答非常详细。陈光祖是有明确记载按照朱子《家礼》行丧礼的人。
刊刻余杭本的地方官是赵师恕，字季仁，福州怀安人。《考亭渊源录》谓其“初学于考亭，后卒业黄榦之门” 【12】。据《勉斋学案》载，饶伯舆、张元简、赵师恕与方暹称“黄门四子”。赵师恕做官期间，非常重视传播朱子学说以及礼治教化。嘉泰元年（1201），赵师恕官广东潮阳尉，刻印朱子《大学章句》，黄榦有《书晦庵先生正本〈大学〉》 【13】。嘉定九年（1216），赵师恕官浙江余杭令，刊印《家礼》，黄榦为之撰《书晦庵先生〈家礼〉》 【14】。嘉定十三年（1220），其在福州“率乡党朋友习乡饮酒仪于补山，先生（黄榦）以上僎临之”，黄榦作《赵季仁习乡饮酒仪序》 【15】。赵师恕无疑是朱子、黄榦礼学思想的坚定执行者。赵师恕与黄榦情深谊重，黄榦去世后，赵师恕在祭文中曰：“某义则师生，恩犹父子。” 【16】并把黄榦在鳌峰麓的故宅改为勉斋书院，继续传道授业。
严州本的刊刻者郑之悌，是陈淳和黄榦的好友。据《淳熙三山志》，郑之悌字茂恺，一字梦锡，长溪（今福建福安）人。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进士，历官料院国子丞、无锡县令、太常寺丞权知严州府，致仕湖北提举。黄榦曾托郑之悌带信给杨复【17】。嘉定十年（1217），郑之悌权知严州，恰逢陈淳临安应试，返途路过严州，郑之悌邀其讲学。陈淳在此讲学两个月，著名的《严陵讲义》便形成于此时。严州本《家礼》的刊刻应距此不远，陈淳作《代郑寺丞跋〈家礼〉》，说明了《家礼》对地方教化的意义：
此书酌古通今，纲条节目甚简易明白，最有关于风教之大，人人当服习，而家家当讲行也。因刻之严陵郡庠，与邦人共之。凡我父兄子弟，其相与勉焉，以脱末俗之陋，而成此邦礼义之风，顾不伟欤!【18】
郑之悌与赵师恕一样，除刊刻《家礼》之外，也举行过乡饮酒礼。据《景定严州续志》，嘉定十一年（1218），知州郑之悌行乡饮于贡院，会者千余人。由此可见当时地方官对《家礼》以及乡饮酒礼的重视，也说明朱子理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不仅是体系庞大的思想理论，而且具有注重世俗教化的一面。
陈淳与上述的刊刻者均有亲密的接触。在《北溪先生全集》中，陈淳与廖德明的书信有三通，讨论了《论语》“与点”说、为学方法、道统、《周易本义》、卦图、《大学》等。又有两篇祭文《为廖帅举哀》和《奠廖帅》，评价廖德明“非惟有以无忝师门之传，而亦足以少增善类之气” 【19】。其余刊刻者都于嘉定十年（1217）陈淳去临安期间陆续与其相见，据《北溪先生全集》之《与李公晦一》【20】，陈淳先是应赵师恕等人之邀，在书院讲学近三个月，至七月离开。余杭本《家礼》在此前一年刊刻，陈淳想必看到了这部《家礼》。八月初三陈淳抵严陵，应郡守郑之悌及僚属的邀请，到郡庠讲学约两个月。故严州本《家礼》有两篇陈淳跋：《家礼跋》《代郑寺丞跋》。其十月初九离开严陵抵达莆田，仙游县陈光祖专以书信相邀，留他在当地书院讲学，并为陈沂讲学，直到次年春天返家。在仙游，陈淳为陈光祖写了《仁智堂记》 【21】以及《名陈宪友清轩》【22】。《北溪先生全集》中还有《奠陈宪》【23】。另外，《北溪先生全集》中收入陈淳与赵师恕的书信有四通，主要为讨论江西学者的学风、为学方法等内容；与郑寺丞书信两通，内容均与严陵讲学有关。由此可见，陈淳具备接触并详细了解五羊本、余杭本、严州本《家礼》的充分条件。
据吾妻重二考证，当时还有萍乡本《家礼》，但只有书目留在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之中：“《家礼》五卷，右朱文公所定，而赵崇思刻之萍乡者。潘时举、李道传、黄榦、廖德明、陈光祖序跋附焉。” 【24】刊刻者赵崇思为宋朝皇室一族，其他信息未详，但序跋作者都是热衷于传播《家礼》的理学家，廖德明、陈光祖是五羊本的刊刻者，黄榦是余杭本的作序者。李道传，字贯之，谥文节先生，与黄榦是好友，黄榦在《复李贯之兵部》中悉数自己续修丧祭礼的难处，并一再感念李道传为自己提供的帮助 【25】。李道传对朱子、黄榦礼学不仅了解，而且是亲身践行者，据载：“疾革，属其友南康李燔以后事一本朱先生之礼，释老之说皆不用。” 【26】黄榦在《祭李贯之》中曰：“晦庵先生以孔孟周程之道诲后进，见而知者固有之矣，闻而知者非吾贯之耶？” 【27】李道传可谓私淑朱子学者。
潘时举，字子善，台州临海人，是朱子弟子、黄榦的好友。朱子称潘时举“践履笃实”，又谓其“所论为学工夫，亦甚稳密，尤以为喜” 【28】。宋代所刻《家礼》卷首的家礼图中有嘉定六年（1213）潘时举所写识语，记载了木主图及两种尺图，并附加了程颐《作主式》之语 【29】。而这段识语乃根据朱子的提议而作，潘时举曾问朱子为何程先生《文集》中主式和《古今家祭礼》的长短不同，朱子回答说：“主式，适检二书，高低虽有少不同，然本只要见式样，其高广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为准也。省尺乃是京尺，温公有图子，所谓三司布帛尺者是也。会稽司马侍郎家必有此本，可转求之。” 【30】潘时举识语则曰：“继从会稽司马侍郎家，求得此图，其间有古尺数等，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于是造主之制始定。今不敢自隐，因图主式及二尺长短，而著伊川之说于其旁。” 【31】潘时举的识语解决了木主的尺寸换算问题，使得后世木主的普及成为可能。
刻书群体主要是朱子亲炙弟子，也有支持理学的地方官，如郑之悌、赵崇思，他们与朱子弟子有密切来往，彼此欣赏，他们刊刻《家礼》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地方教化工作，而朱子的弟子非常热心地顺应了这种地方社会教化的需要，积极整理《家礼》文本，包括文本的校订以及注释。如前所述，对《家礼》各个版本都很熟悉、最具有校订条件的是陈淳。
二、《家礼》文本的整理和修订者——陈淳
陈淳（1159—1223），字安卿，号北溪先生，漳州龙溪人，是朱子晚年弟子，有两次问学经历，初次为朱子守漳州时，即绍熙元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朱子教之以上达之理。第二次问学是朱子去世前一年，即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中旬至次年一月，陈淳与岳父李唐咨同抵建阳考亭问学，朱子教之以下学之功。陈淳录《朱子语类》五六百条，无所不包，为《语录》之冠。问答逾百，《语类》第一百一十七卷，训淳三十四条，比任何门人为多 【32】。陈淳有两次记录“最小心，最用功，最能表现朱子说话的神气，是最可宝贵的史料”【33】。同门陈宓在《墓志》中称：“夫子去漳，每语诸人，屡以‘南来吾道得一安卿’为喜。或士友疑问不合夫子意，独称安卿为善问，其许可如此。” 【34】
陈淳所写的三篇《家礼跋》对后人了解《家礼》文本的整理、校订过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代陈宪跋〈家礼〉》所包含的信息量最大，下面逐一剖析。陈淳对陈光祖说：“《祭仪》，始得王郎中子正传本三卷。上卷编程子《祭说》及主式；中卷自《家庙》《时祭》以至《墓祭》凡九篇，而《时祭》篇中又分卜日、斋戒、陈设、行事凡四条，为文盖统一而无分纲目；下卷则列诸祝词而已。盖最初本也。” 【35】由此可见，陈淳在拜师朱子之前已从王遇处得到《祭仪》。王遇，字子合，又字子正，号东湖先生，漳州龙溪县人，与陈淳同乡。《学案》云：“受学于朱、张（栻）、吕（祖谦）之门，而与廖槎溪（德明），黄勉斋（榦），陈北溪（淳）友善。” 【36】乾道八年进士，历长乐令，通判赣州。陈淳有《送王子正宰长乐二首》【37】，黄榦有《祭王子正》 【38】，三人的关系可见一斑。王遇与朱子讨论的话题有诗、家祭与鬼神观等内容，由此可见朱子《祭仪》是他感兴趣的著作。二人为何都对朱子的《祭仪》感兴趣，有可能与当时漳州佛道 盛行有关，现实促使他们格外关注儒家祭祀礼仪。
据《代陈宪跋〈家礼〉》载，朱子守漳州，陈淳初次到临漳郡斋问学，“尝以冠婚丧祭礼请诸先生，先生曰：‘温公有成仪，罕见行于世者，祇为闲词繁冗，长篇浩瀚，令人难读，往往未及习行，而已畏惮退缩。’盖尝深病之，欲为之裁订增损，举纲张目，别为一书，令人易晓而易行。旧亦略有成编矣，在僧寺为行童窃去，遂亡本子，更不复修” 【39】。这段话说明两点：第一，陈淳一向关心冠婚丧祭之礼，故而初见朱子就提这样的问题；第二，朱子交代了编纂《家礼》的原因、其体例以及失窃的事实。因为陈淳重视《家礼》，所以当他从季子在那里得到《时祭仪》后，就对两个本子进行了校订。《代陈宪跋〈家礼〉》曰：
先生之季子敬之传得《时祭仪》一篇，乃其家岁时所常按用者。其文有纲目、大小字之别，纲为正文，大书；目则小注于其下。盖甚简洁明白，最令人易晓。虽未见亡本之为如何，而比前所谓初本者，体制迥不同也。又后庆元己未到考亭精舍，闻先生家时祭，今祇定用二分二至，不复卜日，校临漳所传卜日丁亥，虽本《仪礼》之文，而实不若此，乃求鬼神于阴阳魂魄屈伸之际，其义又为益精矣。于是又叩先生以冬至立春二祭，则愀然为言：后来有疑乎冬至之祭似禘，立春之祭似祫，更不敢冒举。【40】
朱在，字叔敬，一字敬之，朱子季子。“受业家庭，又从黄勉斋学。” 【41】《北溪大全集》中陈淳与朱在的书信有两通，可惜均无关乎《家礼》。需要注意的是，陈淳对于《祭仪》的校订是在《家礼》重现之前。王遇所传、陈淳所得三卷本《祭仪》，也被称作“临漳传本”，与朱在所传的《时祭仪》，明显的区别是体例不同：临漳本不分纲目，朱在本则区分纲目，与《家礼》的体例相似。接着陈淳叙述了《家礼》失而复得的情况：“嘉定辛未，自南官回，过温陵，值敬之倅郡，出示《家礼》一编，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即就传而归。” 【42】嘉定四年（1211），陈淳去临安应试，归途路过温陵，见到朱在，得到《家礼》。陈淳自然少不了一番校订：
因以前后本相参订，所谓《时祭仪》，纲目大概如临漳所传，但降神在参神之前，不若临漳传本降神在参神之后为得之。盖既奉主于位，则不可虚视其主，而必拜以肃之，故参神宜居于前。至灌，则又所以为将献而亲飨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于后。然始祖先祖之祭，祇设虚位而无主，则又当降神而后参，亦不容以是为拘。但彼冬至、立春二仪，乃其所未定；及卜日一节，当并以今不用者为定义；又治葬章中所用石灰，亦有不出石灰处，则此制难以通行，祇得随土俗审处。而题主一节，祇依温公行于墓所，而不行于反哭入室之后，疑失之少早，则于礼之既亡而后以鬼飨者为不合，恨不及面订于先生耳。【43】
两个本子不同之处有四：一是降神参神的顺序在奉主于位、灌、始祖先祖之祭的环节须视情况而定；二是冬至、立春祭仪是否需要卜日；三是治葬章是否用石灰；四是题主是行于墓所还是行于反哭入室之后。这些问题在余杭本中部分得到纠正。陈淳在为嘉定十年（1217）严州本所写《家礼跋》中说：“五羊本先出，最多讹舛……余杭本再就五羊本为之考订，所谓《时祭》一章，乃取先生家岁时常用之仪入之，唯此为定说，并移其诸参神在降神之前。” 【44】严州本在余杭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修订：
今按余杭本复精加校，至如冬至、立春二仪，向尝亲闻先生语，以为似禘祫而不举，今本先生意删去。至题主一节……盖丧礼自既敛、尸柩在堂以后，事死如事生，凡朝夕纯用生前奉养之礼。及既葬入室弗见以后，则事亡如事存，以鬼神之道接之。今方奉柩入圹，未及迎精而反，以伸夫如疑之情，而遽为决辞以神之，恐失之少早，于孝子痛割之情为未安。……窃以为此节当移于反哭入室之后行之，然后虞祭，乃于礼为有合，而迎精为得宜。【45】
对比现在通行的《家礼》，“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并未被删除。“题主”一节仍在“反哭”之前。正如吾妻重二认为的，现行《家礼》大体承袭了五羊本，而不是余杭本、严州本。这不仅仅是校订者意愿的问题，还涉及民间社会的需求。陈淳在《答郭子从三》中提到：“古人宗法，不可不叙其来历与后人知之……遂并作二篇……祇依来意所主，归之小宗为说。而妻父再三道及岂可无始祖？毕竟始祖之祭，终不可得而废之也。” 【46】郭子从，名叔云，字子从，潮州潮阳人，绍熙年间师事朱子，也是一位热衷于《家礼》理论和实践的弟子，在《文集》第六十三卷中，朱子答郭子从问吉凶之礼甚详。郭子从在嘉定十三年建了宗会楼，陈淳为此写了《宗会楼记》和《食燕堂记》 【47】，宗会楼的功能与《家礼》中的祠堂一致，陈淳盛赞他“乃于颓俗废礼之中，卓为尊祖收族之举” 【48】，又通过书信提了一些意见，此信反映出陈淳在是否祭祀始祖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这说明当时民间一直有祭祀始祖的需求，可能这就是通行《家礼》没删除祭祀始祖的原因。《家礼》中祭礼部分因为有朱子定稿，所以校订起来相对明确而容易，冠婚丧礼则主要靠朱子弟子依照自身平日对朱子礼学思想的实践进行斟酌考订，陈淳遗憾地表示“惜其书既亡而复出，不出于先生无恙之前，而出于先生既没之后，不及先生为一定之成仪，以幸万世，而反为未究之缺典，至贻后学千古无穷之恨” 【49】，但所幸朱子《家礼》在朱门弟子的考订、传承之下，仍然成为官方指定的民间礼仪标准。
相比于陈淳对《家礼》内容的详细考订，黄榦为余杭本所作的序言则将《家礼》置于礼学与理学的关系视域之下，对刊刻《家礼》的哲学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进行了总结，这也是《家礼》何以能够成为官学，并进而被民间普遍接受的根本原因。黄榦曰：
昔者闻诸先师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盖自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之制已存乎其中矣。于五行则为火，于四序则为夏，于四德则为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禀五常之性以生，则礼之体始具于有生之初，形而为恭敬辞逊，著而为威仪度数，则又皆人事之当然而不容已也。圣人因人情而制礼，既本于天理之正。……晦庵朱先生以其本末详略犹有可疑，斟酌损益，更为《家礼》。……盖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则是礼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复天理也。则礼其可缓与？……学者得是书而习之，又于先生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后知是书之作，无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当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见之明，信之笃，守之固，礼教之行，庶乎有望矣。【50】
在黄榦的理学话语体系中，礼乃天理、人性的需要，不可一日或缺，这也是朱门弟子如此看重《家礼》、热衷于传播《家礼》的重要原因。相较于陈淳，似乎缺乏黄榦直接考订《家礼》的记载，但考潘植手辑，勉斋门人补编的《黄勉斋先生年谱》载，嘉定九年“八月，朱子《家礼》成，谒竹林精舍祠堂” 【51】。考虑到黄榦从四月到十月之间都在考亭聚众讲学，而《书晦庵先生家礼序》成于夏至，在此前后他完全有可能对余杭本《家礼》进行最后的考订。毋庸置疑，陈淳和黄榦是《家礼》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相较于陈淳亲自参与整理《家礼》文本，黄榦的礼学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与杨复共同完成了朱子注释《仪礼》之丧祭礼的遗志，而杨复作为最早注释《家礼》的朱门弟子，其注释为后来《家礼》的增注、补注奠定了基础。
三、《家礼》文本的最早注释者——杨复
杨复，字志仁，一字茂才，世称信斋先生，福州长溪县人，受业于晦庵、南轩、东莱三先生之门，朱子去世后，拜师黄榦。《文集》有答杨志仁两书，论及存养功夫、理气先后、《论语》、《孟子》等。《语类》有三条，记其与朱子修《礼书》。朱子谓：“杨志仁有过于密之病。盖太谨密，则少间看道理从那穷处去，更插不入。” 【52】黄榦说：“志仁天资劲特，识见通敏。” 【53】杨复承朱子礼学一脉，精研礼书，《郡斋读书志》“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十四卷”条下云：“右朱文公编集，而丧、祭二《礼》未就，属之勉斋先生。勉斋既成《丧礼》，而《祭礼》未就，又属之杨信斋。信斋据二先生稿参照，参以旧闻，定为十四卷，为门八十一。” 【54】杨复著有《祭礼》十四卷、《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家礼〉 杂说》二卷等。目前关于杨复的研究多集中在《仪礼图》，鲜少论及《家礼》。下面就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之《文公家礼集注》为参照，重点论述杨复所载的朱子与弟子们之间的讨论，以此展现朱门弟子对《家礼》问题的持续关注点以及传承情况。
杨复不仅是钻研三礼的礼学家，还是朱子的及门弟子，所以他的附注中有很多结合朱子本人的实践对《家礼》进行解释的例子。如对传统告庙仪式和当时流行的告墓仪式，杨复指出朱子并不提倡告墓。“先生曰：焚黄，近世行之墓次，不知于礼何据？张魏公赠谥，只告于庙，疑为得体，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随俗耳。愚按：先生《文集》有焚黄祝文云：告于家庙，亦不云告墓也。” 【55】又如“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仪”下附注：“先生以子丧不举盛祭，就祠堂内致荐，用深衣幅巾，祭毕反丧服哭奠，子则至恸。” 【56】这是其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朱子行祭礼的情形，对祭礼的地点、服装、神态等都有具体表述。这种《家礼》实践非亲炙弟子不能了解，这也说明《家礼》本是日用常行之礼。当涉及《家礼》与礼经不同的地方，杨复试图从两方面进行合理化解释：一是用古今实际条件的区别来解释，比如对《家礼》反哭于厅事，不同于《礼经》“反哭于庙”的做法，他解释道：“先生《家礼》反哭于厅事，妇人先入哭于堂，又与古异者。后世庙制不立，祠堂狭隘，所谓厅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妇馈食，亦在此堂也。” 【57】二是指出《家礼》乃是未定本，所以导致前后不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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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按：程子、张子与朱先生后来之说：“奠，谓安置也。”奠酒则安置于神座前，既献则彻去，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则倾少酒于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为酹，而尽倾之于地，非也。高氏之说亦然。与此条所谓“入酹”“跪酹”，似相抵牾。盖《家礼》乃初年本，当以后来已定之说为正，详见祭礼“降神”条。【58】
又，“三曰大功九月”下杨复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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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按：《注疏》释衰、负版、辟领，三者之义，惟子为父母用之，旁亲则不用也。《家礼》至大功乃无衰、负版、辟领者，盖《家礼》乃初年本也。后先生之家所行之礼，旁亲皆无衰、负版、辟领，若此之类，皆从后来议论之定者为正。【59】
前一条用祭礼已定之说为正，是因为祭礼有朱子定本在，后一条丧礼成服没有朱子定稿，但因为弟子们见过朱子行礼实践，所以也能纠正谬误。由此两例可见朱门弟子对《家礼》文本的整理和流传的重要性，他们不仅对《仪礼》及《注疏》相当熟悉，还能够通过对照朱子行礼的实践对《家礼》文本进行纠正。在处理《家礼》与朱子言论的矛盾，或者《家礼》文本内部矛盾时，杨复的附注给后人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杨复在《附注》中保留了大量同门的《家礼》言论，比如《深衣制度》引用蔡渊的话，婚礼提及黄榦的亲迎礼，治葬节引用廖德明的讨论，“别室藏主”引用胡泳的讨论。先看深衣制度，杨复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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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渊云：司马所载方领，与续衽钩边之制，引证虽详，而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尝以理玩经文，与身服之宜，而得其说。谓方领者，只是衣领既交，则自有如矩之象。谓续衽钩边者，只是连续裳旁，无前后幅之缝，左右交钩，即为钩边，非有别布一幅，裁之如钩，而缀于裳旁也。方领之说，先生已修之《家礼》矣，而续衽钩边则未及修焉。【60】
杨复下按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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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礼》以深衣续衽之制，两广头向上，似与皇氏丧服之衽，熊氏斋祭服之衽相类，此为可疑。是以先生晩岁所服深衣，去《家礼》旧说曲裾之制而不用，盖有深意，恨未得闻其说之详也。及得蔡渊所闻，始知先师所以去旧说曲裾之意，复又取《礼记·深衣篇》熟读之。始知郑康成注“续衽”二字，文义甚明，特疏家乱之耳……先师晩岁知疏家之失，而未及修定。愚故著郑注于《家礼》深衣曲裾之下，以破疏家之谬，且以见先师晚岁已定之说云。【61】
这段话为后人探知朱子及其弟子对深衣制度的考证、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其中不仅关系到对方领、续衽钩边等概念的注释，还涉及深衣的制作。蔡渊所言非亲见亲闻者不能。蔡渊，字伯静，号节斋，蔡元定长子，曾先后在武夷精舍、建阳精舍从学。他是帮朱子校订《周易参同契考异》的弟子。王遂在《节斋先生墓志铭》中载，黄榦、廖德明、张洽等“折年辈以从之游”，杨复、李燔、叶采等“执经抱疑，以质其学”。可见蔡渊与黄榦、杨复、廖德明等人交往密切，毋庸置疑，《家礼》是他们的共同话题之一。杨复先对深衣古注有所怀疑，而后观察到朱子晚年穿的深衣与《家礼》所载不同，心生疑惑，后来得到蔡渊的启发，了解到朱子对“曲裾”注释的前后变化，并由此弄清楚了《礼记》历代注家的得失。杨复的记载体现出朱门弟子互相启发、彼此问学的学术氛围，也说明《家礼》内容一直是朱门弟子的日常研究课题。
关于婚礼，杨复提到黄榦制定的亲迎礼，即：“勉斋先生定龚氏亲迎礼：主人迎于门外，西面再拜，宾东面答拜。主人揖入，三揖三让，主人升，西面，宾升，北面，奠雁。今宜从之。” 【62】相较之下，朱门弟子讨论丧礼最多，杨复摘录了朱子与廖德明关于葬法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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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答廖子晦曰：所问葬法，后来讲究木椁沥青，似亦无益。但于穴底先铺炭屑。筑之厚一寸许，其上即铺沙灰，四傍即用炭屑，侧厚一寸许，下与先所铺者相接。筑之既平，然后安石椁于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椁底及棺四傍，上面复用沙灰实之，俟满加盖。复布沙灰，而加炭屑于其上。然后以土筑之，盈坎而止。盖沙灰以隔蝼蚁，愈厚愈佳。顷尝见籍溪先生说，尝见用灰葬者，后因迁葬，则见灰已化为石矣。炭屑则以隔木根之自外至者，亦里人改葬所亲见。故须令常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无缝罅，然后可以为固。但法中不许用石椁，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数片合成，庶几不戾法意耳。【63】
这段讨论亦见于《文集》第四十五卷。杨复还于两处记载了胡泳的看法：“胡泳曰：高氏别室藏主之说恐未然。先生内子之丧，主只祔在祖妣之傍，此当为据。”杨复十分赞同胡泳的观点，他解释说：“愚谓：父在祔妣，则父为主，乃是夫祔妻于祖妣，三年丧毕未迁，尚祔于祖妣，待父他日三年丧毕，递迁祖考妣，始考妣同迁也。高氏‘父在不可递迁祖妣’之说亦是，但别室藏主说则非也。” 【64】在“治棺”下，杨复引胡泳语：“松脂涂缝之说未然。先生葬时，蔡氏兄弟主用松脂，尝问用黄腊麻油否？答云：用油腊则松脂不得全其性矣，此言有理。但彭止堂作《训蒙》云：‘灌以松脂，宜于北方，江南用之，适为蚁房。’彭必有考，更详之。” 【65】胡泳，字伯量，江西建昌人，《文集》有他向朱子问丧礼，《语类》有胡泳侍坐武夷亭问礼、《四书》、程子之书、葬地择日、堪舆之事、殡礼等。嘉定年间胡泳任白鹿洞书院堂长。胡泳居丧之际曾编撰《丧礼》。嘉定八年（1215），黄榦为之作《跋南康胡氏乡约》 【66】。可见胡泳一直关注《家礼》《乡约》等有关民间社会礼仪教化的问题。胡泳提及的彭止堂是彭龟年，字子寿，号止堂，临江军清江县（今属江西省）人。他是张栻的弟子，朱子《文集》中亦载其多处答问【67】。
除《家礼》文本注释之外，还有《家礼图》的整理也离不开朱门弟子，特别是黄榦和杨复。吾妻重二指出，当《家礼》被刊刻、校订、增补时，黄榦的《仪礼经传通解续》与杨复的《仪礼图》也分别于嘉定十六年（1223）和绍定元年（1228）出版。两者所刊载的各种图与《性理大全》本《家礼》完全一致，可见二者整理的图也是家礼图的基本素材之一 【68】。无疑，朱门弟子对《家礼》的注释以及礼图的整理为后世实行并普及《家礼》提供了方便。
四、结语
周予同说：“朱子门人颇多，但真能传朱子之学而发挥光大者却鲜。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四人，比较可称为造诣精深者，但其气象均不甚伟大。如杨简之于陆九渊，在朱子及门中，竟不可得，此或系盛极难继之故欤？” 【69】从朱子学说体系的深入和扩展程度上看，此语诚然，但从传承发扬师说方面而言，朱子门人群体的功绩绝不亚于任何学派。就《家礼》而言，朱门弟子不仅刊刻、传播《家礼》，而且通过观察老师的实践、整理老师的言论，将之对《家礼》传本参照考订，确立了《家礼》定本，然后通过反复刊刻，形成各种流行版本，最终被《朱子成书》吸收，成为《性理大全》的底本，得以普及全国、流传海外。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成书》的编纂者黄瑞节，字观乐，江西安福人。他是刘辰翁的弟子，刘辰翁是林夔孙的三传弟子 【70】。林夔孙，字子武，号蒙谷，福建古田人，也是朱子弟子，他有宗法著述在当时流传。陈淳在《食燕堂记》中提到郭子从“尝编《宗礼》《宗义》二篇，附以《立宗文约》《公状》《家约》《家谱》于其后，及晦庵、蒙谷二先生《宗法》各一册，并藏诸堂中，以为后代维持之计者甚悉。惟后人之考焉” 【71】。黄瑞节在《朱子成书》中说：“《家礼》以宗法为主，所谓非嫡长子不敢祭其父，皆是意也，至于冠婚丧祭，莫不以宗法行其间云。” 【72】《家礼·通礼》祠堂节“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按语。这可谓是朱门弟子及其后学对《家礼》核心思想的把握。黄瑞节还与黄榦和黄灏有某种关联【73】。黄灏，字商伯，号西坡先生，都昌人，也是一位热衷于实践《家礼》的弟子。淳熙六年（1179），朱子为之撰《黄氏宗谱序》，曰：“予今守南康，讲道白鹿书院，门友黄商伯持其家谱征予序，谨以世之宗族、富贵贫贱而子孙不坠其先业如范文正之训，书于商伯宗谱之右以自警。” 【74】绍熙年间，黄灏担任礼官，负责制定品官、庶人之礼仪，即“请敕有司取政和冠昏丧葬仪，及司马光、高闶等书参订行之” 【75】。总之，朱子门人后学对《家礼》文本的整理、刊刻、注释等付出的努力，使得《家礼》文本能够被收入《大明集礼》和《性理大全》等官方典籍之中，从而使得《家礼》普及于民间成为现实。换言之，在朱子《家礼》从朱子学派的礼仪著述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礼仪过程中，朱门弟子功不可没。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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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文公家礼集注》卷一，深衣制度“方领曲裾”附注。
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文公家礼集注》卷一，深衣制度“方领曲裾”附注。
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文公家礼集注》卷三，“主人出迎，婿入奠雁”附注。
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文公家礼集注》卷六，“作灰隔”附注。
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文公家礼集注》卷七，“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彻，即陈器具馔”附注。
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文公家礼集注》卷四，“治棺”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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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北溪先生全集》，第211页。
详见黄瑞节：《朱子成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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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公喜：《朱熹九江门人考举例》，《中国书院论坛》第十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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