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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民调体系建构

 两岸民调体系建构——兼谈审慎思辨民调理论方法的运用

叶世明

  

当前,有关台湾民意绝大多数是由台湾政党、高校、媒体、民间社团的民调机构测验的,其中涉及两岸关系议题的民意有些是被操控、信度与效度不高,真实性值得商榷。而且,在调查中有关理论方法的运用上也存在着不少误区与问题。为此,本文考察了台湾民意调查的现状与问题,并以两岸关系议题中最受争议的国家认同为切入点,对以台湾的多家民调单位陆续公布令大多数人困惑的民调结果,即两岸关系已经改善情况下,台湾的民意仍旧是认同"台湾人”的上升至历史新高,而认同是“中国人”的下降到新低以及两岸关系民调为考察中心。考察传统民意调查理论、方法适用性以及解读与诠释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两岸特殊情境下的民意调查的角度来评估审慎思辩民调的价值与运用,并对如何科学地勾勒两岸民意调查现状及未来走向与探索民意调查理论和方法中国化的路径,提出思考。

                台湾的民意调查现状与问题

一、台湾民意调查的现状

民意调查也称民意测验,在语言表述上和具体操作都始于西方国家。民意调查是指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以人们的意见、观念、习惯、行为和态度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效地收集和分析有关的信息,从而为管理决策部门制定有关的战略和策略提供基础性的数据和资料。岛内民调最早出现于1952年,当时由《台湾新生报》发起。1954年,台湾《联合报》涉足民调,并于1988年成立“联合报系民调中心”。在频繁的选举刺激下,民意调查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的情况下,从事民意调查的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也日益增多,各式各样的民意调查不仅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与时间,也经常成为政治精英与一般民众谈论的焦点。据统计,台湾目前有60多家民调机构,大致来说有这么几个,一是学术类的,就是高校、学术机构方面的学术研究。主要有政大、中山、中兴、世新等,二是专业的民意调查公司,三是媒体,较知名的有TVBS民调、《联合报》民调、《********》民调等。四是台湾政府的一些部门,主要有“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国发院民调”等。为了其政策的需要,会定期的进行民意调查。另有一些是特定的社团临时的组织的民意调查,也有许多学者以个人身份出面接受委托。主要有民意调查文教基金会、年代民调、山水民调、三立民调、普罗民调等。有不少候选人在选举期间还会成立自己的民调机构,以指导自己的选战。此外,各政党也有自己的民调机构,比如国民党的“政策会”;民进党的“民调中心”、新兴民族文教基金会。还有就是传言中最准确、却从不公布结果的台湾安全部门。1除民调机构外,地下赌盘也是一种“民调”,且更具参考价值。据悉,地下赌盘主要集中在台湾中南部地区,反映的是中下层民众的声音。每到选举,各种地下赌盘开始活跃。地下的民调不具蓝绿色彩,往往所掌握的数据更广泛精确。在岛内民调机构中,立场较中立、较为可信的是《联合报》和《********》民调。《联合报》是台湾三大报之一,报道相对公正,为读者所信赖。《********》进入台湾时间不长,政党属性不明显,民调较为客观。此外,TVBS、年代电视台民调则被认为倾向泛蓝,而山水调查公司则是民进党的“白手套”。2

按照一般的说法,如果一项民调的执行过程符合科学、客观、中立的标准,那么就能探测到真实准确的民意。然而在台湾的政治现实下,由于各个研究者所受的民意调查训练并不完全相同,且各个民意调查机构对于民意调查执行过程与质量的要求也互有参差,更为重要的是,各主办者的政治倾向和目的不同,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不同的民意调查机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点,就相同的议题,对同一母群作调查,却有不一致的调查结果。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现在在台湾较常使用的是“追踪式民调”,技术上相当成熟,因此大部分机构做出来的数字其实都较具参考价值,民调差异主要因涉及各自利益,政党与绝大部分传媒都有预设立场并选择性公布结果。这反映了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存在不少问题,效度与信度不足以及公信力仍然欠缺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原因:

1、人为操作的因素大,民调因政治及商业势力的介入与滥用而备受困扰的困境

    不同的民调机构会在同一个议题上设计出大相径庭的题目。通过问卷设计做手脚。比如,先入为主的问题,肯定会影响受访人的意向表达。尤其是选前民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成为评估选举结果的一个风向标,也是某些政党用来拉抬选票而使用的手段。再如,混淆视听——恶意干扰对手,利用虚假民调干扰对手。[3]在选举的过程中,政党、尤其在最后关头政党抛出的民调,大多是有其特殊目的,可能是一种催票的民调,还有的时候有一种倾向性,就是说属于选择性的,要促成一种弃保效应的这种民调。有必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台湾当局“陆委会”委托各民调机构就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所组织的民意调查,大多是在两岸出现政治争议、冲突或是发生台湾人在大陆发生意外伤害事件的背景下进行的。其结果是导致所谓“台湾人认同”偏高。[4]这些都影响了民调的结果。再有,台湾的各种选举名目繁多,正因此,民调市场也顺势发展成为一种产业。民调成了挣钱工具,一些唯利是图的民调公司,只要委托方重金收买,“要什么样的结果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据岛内媒体披露,民调公司为达成既定目标,可在民调各个环节下手,且手法相当老道,不是业内人士,很难发现其中破绽。[5] 2011年引发轩然大波的所谓《********》假民调事件,其实只是历史的缩影。当时《********》宣称对马英九与蔡英文辩论ECFA的结果进行民调,由于其公布的民调数据与多数其它媒体民调差距过大,引发各界质疑《********》根本没有做民调并制造假民调。

2、在民意调查方法论与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1)内在缺陷,存在着很强的选择偏好。所谓选择偏好是指在抽样程序中把这一类或那一类人排除在样本之外所表现出的系统倾向。如,据了解,目前台湾公布的选举民调由于多是用电话访问方式进行,使得受访者在年龄和教育程度上都受到限制。台湾大约1600万选民中,晚上6点到10点会在家里接听电话访问的选民,最多的是中老年人,而2029岁的年轻人民调样本数经常不足。容易被过度访问的3060岁群体,这部分具有教育程度高的共同特点,专科以上程度超过一半,明显高于台湾约20%的比例,下层民众的样本数有很大不足,导致样本代表性的不足。[6]

2)问卷题目的设计有意或无意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问卷的设计者本应超越意识形态或党派的偏见,尽量避免个人或所在机构的政治立场、价值偏好影响问卷的设计。但在台湾地区,民意调查的主办者往往违背了这一原则,使得民调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公信力。具体而言,他们对客观公正原则的违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采用引导性的语句,引导受访者选取某一个或某一方向的选项。还有,采用具有倾向性的语句,即利用受访者对某些词语的好恶来增加赞同或反对某一个意见的比例,产生问题措辞效应。另有,利用“题序效应”(即受访者前面被问到的题目可能会对后面的回答有影响的现象)。问卷所创造的“问题情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答题的倾向。其二,各民调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也是影响问卷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情境下,其问卷的题目就可能比较倾向带有证明性质和逻辑性质的问题导向,因此受测者在不知不觉中会以前几题留下的印象来作答。我们知道,台湾政坛如果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泛蓝、泛绿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以及许多重大议题上的立场都有不少的差别甚至是严重的对立。[7]在这种政治生态之下,一些民调机构也难免染上一点或蓝或绿的色彩。以本文提到的民调机构为例,《联合报》和《中国时报》、TVBS等向来被认为是立场倾向于蓝营的媒体,所以他们所做的民调较接近于泛蓝的主张。而“国策研究院”、台湾智库这两家机构,从其背景来看则明显倾向于绿营的立场,这种情况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台湾地区的民调时,有必要参考民调主办者的背景来解读。[8]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塑造,被建构的。这种民调有可能是通过调查时问卷设计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字句、访员与受访者的互动与彼此对于问卷问题的诠释所共同建构的产物,并通过大众传媒,精英们塑造他们想要的公众态度。这也反映了台湾目前民调在专业程度以及伦理上还有待加强。

   3)在民意的传播路径上与解读的局限。民意调查结果通过大众传媒及时发表,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在主导民意测验的执行与结果报道上,新闻媒体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传媒大量采用民意测验、内容分析及实地实验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报道新闻,使新闻内容能更正确地反映与解释各种社会现象。虽然,媒体的介入极大加强了民意测验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但在媒体与民意测验机构的合作中,媒体的需求常常压倒民意测验机构的需求。激烈竞争的环境使民意测验机构争相提供对突发事件的第一反应。虽然技术进步使采访和处理回应比以前更快,但由媒体和民意测验机构联手进行的民意测验大多注重满足于媒体对即时民意测验的需要,而牺牲了可靠的取样原则。此外,在民意测验报道方面,新闻媒体有严格的限制,即只报道它们自己受委托进行的内部民意测验,而很少报道竞争对手进行的民意测验。其结果使受众被剥夺了权衡内部民意测验与竞争对手进行的类似民意测验孰优孰劣的机会,因而也就无法得出更明达和公允的结论。这是导致民意测验危机的原因之一。此外,要准确地理解民意调查结果中的内涵,正确的解读至关重要。由于政治过程经常涉及各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策利害关系人难免从本位主义的立场,来操作及解读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实现个人的信念或政治利益极大化为职志,致使民意调查的工具价值可能凌驾于实质理性的目标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意调查的公信力就难免成为牺牲品了。因此,如果对民意调查结果只进行望文生义的解读,就可能会产生谬以千里的结果。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看待台湾当局所实施的民调结果时,一定要联系其政策主张来解读。[9]

     二、传统民调理论方法与审慎思辨理论方法比较与反思

对台湾来说,虽然说民意调查的公正性和可信度由于上述的问题经常受到质疑,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一种比较权威有效的手段。所以在现代的政治运作之中都采用这种手段。民意调查的可信度与效度如何?关键在于专业能力与专业伦理两个方面。其中,专业能力是指调查过程中所涉及的问卷设计、抽样方式与实施调查等技术问题;专业伦理是指从事民调工作者必须持客观与中立的立场来进行民意调查。这两者必须配合,才有可能做出准确的民意调查。即使如此,面对各阶层民众的复杂心理,仍然很难保证民意调查的准确性。[10]我们需要的是反思民意调查的理论与方法,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对于两岸关系这样特殊议题的测验上,如何使之更具效度与信度。由于传统民意调查理论方法在诸如上述在抽样方法、问卷设计、访员素质、访问过程、资料处理与统计分析方法以及表达与传播上都存在不足,而且,它在关注民主,征询民众意见,在促进民主政治所追求的平等价值的同时,直接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也造成了所谓的“理性的无知”,妨碍了民主政治所强调的审慎思辨原则,也就是缺失了对于不同政策选项正反意见的认真思考和选择。对公众意见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柏拉图是第一个指出公众意见在政府过程中位置的人。在《理想国》中他主张普通人不具备理解政府复杂性的能力,因此政治之重要的事情不应当受公众态度的影响,因为真理已经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能力。林德斯·罗杰斯深信公众在智力上和情感上不适合扮演盖洛普意见调查民主要求的角色,不信任公众的能力和公众意见的合理性。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意见》和《幻影般的公众》等著作中,提出大众意见易于屈从于感情,而感情易于受精英宣传的诱导。李普曼挑战了传统的民主理论及其理念:认为知情的和理性的公众把意见建立在事实上的精心考虑上,他主张一般的人很少有时间考虑国家的事务,他们宁愿读喜剧也不愿意考虑重要的政治议题的辩论。[11]这也反映传统民调理论与方法在强调公平与广泛参与的同时,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偏误。比如,对于有关“国家认同”议题并非一般大众能力所及,如果为了大众广泛参与而不顾思辩的内涵与质量,必将影响民意的客观性与有效性。从最近几个有关台湾民众赞成“独立”升高以及“台湾人”认同比例新高以及“中国人”认同比例新低的民调结果看,个人认为这样困惑的结果是有其民意调查方法论与方法上的不足。这很可能只是虚的数字,而非实的人头,对大陆而言,则应该在研究台湾民意时注意到传统民意调查的局限性以及两岸特殊情境,从民意调查的方法论与方法上寻求突破。

采用审慎思辨民意调查则是有利于克服传统的民调局限性较为可取的思路。审慎思辨民调指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一些民众,这些民众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然后更进一步让这些民众相聚一地,面对面地讨论,如此可以提供公民成为一个理想公民的机会及动机。传统民调范式更强调平等与更广泛的参与性,它更重程序,而不重视公民之间的审慎思辩,也不重视公众共同意见的逐渐形成。从理论上来说,审慎思辩民调的提出主要是要连结民主改革中互不兼容的两个重要元素即平等与审慎思辩,使公民能够真正参与讨论,提出各种不同意见。由此来看,审慎思辩的民调与传统民调差别在于审慎思辩的民调主要的目的并不只是在于预测民意,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这个过程提供一个思辩的场所,尝试了解在一个信息充分以及民众能够审慎思考和互相辩难的理想状况下所呈现的民意。促使一般民众能够在平等与具有知能的情况下,与其它民众或专家进行公共讨论。也使得公民能够聆听与思考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建立公民互动的互敬与互信。公开的意见交换,使得参与者必须要提出别人可以接受的理由,也必须要相当程度地考虑到公众共同的福祉以及建立论点的说服力,这将有利于公民从自利取向往公共利益转向,进而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避免现有的蓝绿对峙,族群冲突。这样的意见是理性、客观、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的。[12]

三、建构两岸民调体系的路径

基于两岸特殊的情境,在有关两岸关系争议较多的议题采用审慎思辨的民调方式比传统民调更可取,它强调共识,平等、公开与包容、信息透明、相互尊重和主动参与,目前应可结合超然的两岸民间团体、学术单位以及媒体的力量,针对两岸共同关切的问题,探索建构两岸民调体系的路径并举办审慎思辩民调。

(一)要发展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

在西方,除了政府部门自设的民调中心外,更多的是独立于政府的商业调查公司。有时政府为了使一项调查结论看上去更为公正,没有偏私,也会委托信誉好的商业调查公司进行调查。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要求政府与其主办的所有民意调查研究机构脱钩,其核心在于解除利益牵连。既然民意调查的生命力在于客观性、真实性,那么就要求民调机构具有独立性、中立性。今后,我们应该鼓励和培育更多的民间“中立”的民意调查机构。“中立”机构可以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免于来自权力的压力和影响,确保信息不被筛选,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性。要建立横跨两岸的独立性的民调机构。这样机构成员可以是高校、媒体或者民间社团之间的交互合作,例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大学民调中心、《联合报》之类。也可由民间民调机构,如资质较佳的零点研究集团与台湾相关机构合作,主要负责与两岸有关的民调。这也体现了审慎思辨民意调查的基本理念。即要找出一个客观、中立且能为不同立场接受的机关或团体来举办,针对大家共同关切而具争议性的问题开始,举办审慎思辩民调。这样的民调机构,在进一步规范方法运用与方法论指导上,应比单方面的民调机构更有公信力,结果也有更高的信度与效度。一则凭其民间与学术机构性质,容易取得台湾社会的认可;二则因其具备专业性,也能够提供准确、完整的情况供中央决策参考。[13]

(二)要重视和培养民意调查的专门人才

民意测验机构必须提高调研人员的素质。一个民意调研人员必须有很强的职业道德,其业务素质必须达到较高的层次,具有心理学、应用社会学、数理统计学、大众传媒学、计算机科学等多方面的学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民调结果的科学性。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两岸有关调查机构与研究机构必须经常性地开展学习和交流活动。 也存在着推动形成和壮大有两岸特点的专业民意研究人才群体的必要性。 

(三)提升专业程度,运用科学规范先进的民意调查方法。

首先,在方法论与方法上,如上所述,因为两岸特殊的情境,加之,传统民意调查理论方法的局限性,本文认为更宜结合审慎思辨的方法来对有关的两岸关系议题进行测验。审慎思辩民调的民调方式针对较具争议的两岸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有助于来探寻更真实、更优质的民意。

其次,在运用传统的民意调查方法,关键的是在问卷设计上要合理准确,不能让问题本身带有偏见性与引导性,否则会使调查的结果产生偏差,所做出的调查结果也是不真实的。要强化规范操作。任何一次调查都必须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不能在程序的执行中加入任何人为的偏见,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民意调查结果的真实可靠。而且对于调查员的态度,对于询问的时间与技巧,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同时,要注意到,民意调查可以分为许多环节,而每一环节都会有可能产生误差。要尽量减少误差。以电话民意调查为例,其在执行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误差包括抽样误差、涵盖不足之误差、无反应之误差、访员误差、受访者误差以及来自测量工具(如调查问卷)所导致的测量误差等等。以上因素都是一个完整的民意调查评估体系所必须触及的议题。

    再次,要引导台湾民众正确认知民调过程与结果。首先,民意调查如果要提供“公共意见”的某种反映的话,在调查之前就必须先有一个在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中就特定议题进行的意见形成过程。其次,对民调的分析解读,其实比数据本身更重要。同一组数据,不同倾向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所以,公布民调结果时,要选择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学者、专家给予解读。民调机构成立后,应重点开展对两岸关系议题的民调及解读。诚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关于民意调查和民意的一番话的道理。“民意”,是由“公共领域”形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公共意见”并不是某种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它并不是单个地被问、单个地回答的个人意见的总和;就此而言,切不可把它与民意调查研究的结果混为一谈。[14]因此,民意调查机构在调查前必须先有一个在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中就这一特定议题进行的意见形成过程。例如在国家认同上,必须在民调中了解台湾民众所认知的“中国”是何种意义,例如将大陆所提出的内涵单项地加以测试,以便更精确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其实,台湾民众往往把国家疆界(主权)与政府管辖范围(治权)相混淆。他们把大陆等同于中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当然就不是“中国人”。当然,有些问题的意思简明易懂,民意调查前不必先在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中进行讨论。但如国家认同等重大的问题,民意调查结果欲对决策有参考价值,需要两岸社会展开认真而审慎的辩论。这里也蕴含了审慎思辨民意调查的理念。

最后,我们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调查技术为我所用,以提高我们的调查装备手段,提高调查效率及资料品质。如引进电脑辅助调查(CATl)CATI是使用互动计算机系统辅助调查者完成电话调查的基本数据收集任务。最复杂的CATI系统可以提供从抽样到数据分析的全程辅助。先进科学的调查手段为获得准确真实的民意调查结果提供了保障。    

总之,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需要巩固台湾民意基础。两岸关系的主体是人民,所以民意的变化,老百姓怎么想,想什么,相当程度上是决定两岸关系的本质和发展走向。“寄希望与台湾人民”是中共对台政策的精髓,这个方针事实上是抓到了两岸关系的本质。这是做台湾人民工作,争取民心的,巩固两岸关系民意基础的一个基本点。今后,有组织地开展两岸关系议题的民意调查,大陆民调机构应多突破、多思考,在民调的方法论、理论、方法、机构、组织人员上建立两岸民调合作体系,更就两岸民众对于两岸交流关系的认知与结构,台湾民意形成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动因,及时跟踪台湾社会民意的发展变化,深入探寻民意演化的本质规律和潜在动因以及两岸民情民意调查研究的方法论等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客观准确把握台湾民意的脉络。在制度和队伍建设、调查方案设计、调查项目实施以及调查数据的开发利用等方面逐步推进并扩大工作成果。开展两岸民意调查相关研究、培训与交流合作。在民意调查的理论方法上加强训练。不断引入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提高民意调查的信度与效度。同时,推进两岸民调机构的实施与合作。这应成为今后对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学术研究自身以及在对台工作中的发展均具有长远的意义。

 

注释:



1台选举民调可信度常受疑 多预设立场,20110525 中新网。

2颜一,朱孝锋:台湾民意调查操控内幕,http://gb.cri.cn/2201/2006/06/27/1965@1107276.htm

[3] 民进党的五种民调方式,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4] 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

[5] 颜一,朱孝锋:台湾民意调查操控内幕,来源:http://gb.cri.cn/2201/2006/06/27/1965@1107276.htm

[6] 巍:《论台湾民调反映民意的可信性》,《消费导刊》,2007年第11期。

[7] 杨开煌:跨越民调迷思 促使“一国两制”变化,来源: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CC/haixia/50136.htm

[8] 聂学林  王宏玉  刘盛:《从问卷设计看台湾地区关于两岸关系的民意调查——以近年来   两岸关系重大事件或议题上的民调为例》,《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6期。

[9] 陈文鑫:《塑造还是反映民意?——民意测验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10] 西方民意调查:“反映”还是“塑造”民意,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社会科学报》2006  1026日。

[11] 宇:《 公众意见在西方民主中的角色:历史与分歧》,《云南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

[12] 黄东益:《审慎思辩民调―研究方法的探讨与可行性评估》,民意研究季刊》,第211

[13] 蔡国烟:有必要建立两岸民调体系,来源: http://blog.xmnn.cn/598267

[14]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法律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本文原载于《台湾研究》2012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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